星冈公的先祖中，六世祖名叫孟学，是最早迁居湘乡的一支。曾祖父名叫元吉，是另立宗族祭祀制度的人。祖父名叫辅臣，父亲名叫竟希。曾祖母姓刘，祖母姓蒋和姓刘，母亲姓彭。因我（曾国藩）愧居官位，先父最初受封为中宪大夫，后累次追赠为光禄大夫、大学士、两江总督。祖母最初受封为恭人，后累次追赠为一品夫人。朝廷广施恩典，向上追封先祖，竟希公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母亲彭氏也被追赠为一品夫人。
先父生我父亲兄弟三人，二叔上台早逝，三叔骥云无子，便以我弟国华过继为嗣。先父共有五个孙子。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只有国潢在乡里操办团练，其余四人都投身军旅。国华、贞干战死沙场，我与国荃因微末战功得以出任封疆大吏并受封高爵。那些曾亲见先父风采的高寿长者都说，我们兄弟的威严与谋略，比起先父相差甚远。
先父的风采由此可以想见。现有曾孙七人，玄孙七人，如今家族安居乐业、跻身显贵的境况，全赖先祖德泽庇佑。因此记述其生平大略，刻于墓道石碑，既让后世子孙不忘祖训，也使过往之人查考事实时，能知此事确有明证，并非虚美之辞。
台洲墓表
唉！在我的父母改葬于台洲十三年之后，我才得以在墓前立碑记述先人事迹。
先父名麟书，号竹亭，一生勤学不辍，教书授业长达二十余年。我资质愚钝，自八岁起便随父亲在家塾读书。父亲每日早晚讲授，循循善诱，若我不懂就反复讲解，直到完全领悟为止。有时在路上，有时在床前，他都会反复考问我之前困惑的问题，非要我彻底明白才罢休。对其他学童也是如此教导，后来教育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尽心尽力。
父亲常说：“我天资愚钝，所以教导你们这些资质平平的孩子时，格外有耐心，从不觉得麻烦辛苦。”父亲多次参加学政考试都未能如愿，后来便带着我一同赴考。我们父子背着笔墨徒步赶考，却屡试不中。直到道光十二年，我才考中县学生员。那时父亲已经四十三岁，前后参加童生试竟达十七次之多。
我们曾氏家族从衡阳迁居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未有人考中过秀才功名。直到如今才终于实现零的突破，可见科举之路何其艰难。自清朝初年迁居湘乡以来，世代务农。到了我祖父星冈公时，开始以不读书为耻，讲究礼仪规范，结交文人雅士，并严格督促我父亲读书，终年勤学苦练，期望能有所成就。祖父神态威严，令人敬畏。他对我父亲要求尤其严格，常常在众人面前厉声训斥；即便对旁人有不满，也往往通过严厉管教长子来发泄。
祖父整日絮絮叨叨，数落父亲的过失。有时甚至说出激烈刺耳的话，仿佛在质问“难道还嫌我不够严厉吗？”全家人都战战兢兢，唯独父亲始终恭敬孝顺，屏息静气地贴着墙缓步上前，神色依旧和悦。祖父晚年重病缠身，瘫痪失语，生活起居全靠父亲照料，片刻不见就不高兴，稍有需要父亲就立即回应。这时我们才明白，当年祖父对父亲那般严苛责备，其实是寄予厚望、爱之深切，只是常人难以理解罢了。
咸丰二年，太平军进犯湖南，围攻长沙，父亲带领乡民组织团练，训练子弟，讲解阵法，操练武艺。不久后，我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奉命督办湖南团练事务。次年又奉命组建水师，支援湖北战事。父亲虽身处偏远乡村，却始终心系国家战事。
父亲最初命四弟国葆招募乡勇讨贼，后又命三弟国华、九弟国荃招募勇丁北上征讨湖北，东进江西，都取得一定战果。然而父亲竟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猝然离世。一年后，国华在三河之役中壮烈殉国。又过四年，国葆病逝于南京。朝廷对两位弟弟都给予褒奖抚恤，并赐予美谥。后来我与国荃最终收复了安庆、江宁两座重镇。虽说是天意使然，但也全赖父亲教诲，让诸子都执戈从戎、共赴国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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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在道光年间任职京城时，恰逢朝廷广施恩典，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中宪大夫，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恭人。到了咸丰年间，又四次蒙受皇恩，三代祖先都被追赠为光禄大夫，女眷都被追封为一品夫人。当今皇上即位后，再遇四次恩典，又因战功，我们兄弟得以受封爵位。于是曾祖父儒胜公、祖父玉屏公和父亲都被追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爵；曾祖母彭氏、祖母王氏、母亲江氏仍封为一品夫人。唉！我们家族蒙受的荣耀真是到了极点啊！
江太夫人是湘乡隐士沛霖公的女儿，嫁入曾家后侍奉公婆四十余年，烧饭必亲自动手，照料必恭谨周到，待客祭祀的礼仪都精心准备。她生有五子四女，家中衣物用品都靠她一人操持。有人担心她家人多贫苦，太夫人说：“这个孩子读书，那个孩子种田，还有的做工经商。我在内操劳，孩子们在外奋斗，何必担忧贫穷呢？”她常以自强不息的话自勉，有时也说些幽默的话来缓解辛劳。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江太夫人因病去世，九月二十二日安葬在下要里宅院后方。父亲于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葬在周璧冲，到咸丰九年八月某日，与太夫人一同改葬在台洲猫面脑。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名上台，二十四岁便去世了。父亲照顾他一年多，四处求医问药，常常彻夜不眠地守候。
三弟名叫骥云，性情谦让仁厚，年纪越大越恭敬。他没有儿子，以国华过继为嗣。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也离世了。四个姐妹中，有两人早逝，另两人也相继去世。如今在世的儿子，只有我和国潢、国荃三人。现有孙子七人，曾孙七人。在此简略记述家族概况，以彰显先人的美德，使福泽绵延后世。而我才能浅薄，却身居高位，终日惶恐，唯恐不能承担重任。
湖南文征序
我的好友湘潭罗研生君，将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嘱托我作序。我学识浅薄，又年迈体衰，怎敢妄论文事？但我听说古代的文章，最初本无所谓章法。《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等经典，其文体风格、语言特色，竟无一字相互沿袭。即便是周秦诸子的文章，也各具特色。比较这些作品，差异之明显犹如金玉与草木之不同类，哪里有什么固定法则可言。后人本不善为文，却勉强模仿古人作品，于是有的形似，有的神离，这才有了所谓“合于法”与“不合于法”的说法。
如果不刻意模仿，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然的文章，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二是情。这两者是人人都具备的。将自己所明白的道理写成文字流传于世，将自己爱憎悲喜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腑将真心写在竹简上。这些都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性情淳厚的人，大多都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但文章的深浅优劣，却可能相差千万里而没有止境。除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的着作大多各有偏重。以说理见长的，多有精辟深刻的论述，但弊端在于可能偏激失当；以抒情见长的，多有缠绵动人的言辞，但弊端常在于华美而缺乏实质。从东汉到隋朝，文人学士的文章大多义理不单独呈现，文辞多用对偶。即使讨论国家大政、考订重要礼仪，也常常使用排比句式，夹杂柔美音调，这种风气直到唐代仍未改变。
虽然韩愈、李翱立志恢复古文传统，却未能改变当时盛行的骈文风气。这些都是偏重情韵的一类文人。宋朝建立已久，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推崇韩愈，奉为不可动摇的宗师。恰逢当时大儒辈出，共同探究孔孟之道，研讨精微之言。众多文士仰慕效仿，大都效法韩愈的文章风格来阐明心性之道。从元明到本朝康熙、雍正年间，文风大致相同，若非如此便难以跻身文坛。这些都是偏重义理的一类文人。
乾隆年间以来，博学之士逐渐厌倦旧有学说，另辟蹊径，远溯汉代经学，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考据文章。对一个字的音韵训诂，一件器物的形制规格，动辄辩论数千言。以往那些讲求义理、风格淡远简朴的文章，有时反被摒弃，认为空洞粗疏不值一提。这又是文坛风尚的一大转变。
湖南这个地方，北面紧靠长江，南面接近五岭，西面连接贵州四川，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可算是偏远荒僻的山野之邦。然而在周朝末年，屈原在此诞生，《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抒情文学的典范。到了宋代，周敦颐又在此出生，写下《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后世义理之学的源头。这两位贤人，都是前无师承，独自创立了高妙的文章。上承《诗经》《周易》的风范，下启百代英才，后世无人能超越他们的成就。
更何况湖湘后学，深受先贤遗风熏陶呢？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精于说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约十分之四，骈体文也多有采录，虽不明言法则而法度自然不乱。唯独考据文章收录极少。因前代学者对此倡导不多，后世仰慕者也少。研生先生治学，考《说文解字》以探究训诂，注《禹贡》以辨析地理，固然深谙考据之学。但论文只推崇根本要义，不尚繁复引证，取其长处而不陷其偏颇，这正体现了君子治学谨慎选择方法的原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