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推行新政，断了那么多人的财路，怎么可能没有反对者？眼前这旧吏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刘靖高明就高明在，他根本不需要动用大军去镇压这些反对的声音。他只是把实实在在的活路给了底层的泥腿子，就把人心彻底收拢了。

结果便是，那些被新政踢出局的旧势力、反对者，就这么被百姓的冷漠彻底孤立了。

因为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站谁。

……

车队在临川县城外的馆驿落脚时，天色将暮。

谭全播正让随从去打水洗尘，忽然听见街对面吵嚷声大作。

他走到馆驿门口一看，县衙门前黑压压围了一群人。

打头的是几个锦袍豪绅，身后跟着各家的管事、庄头，加起来少说也有七八十号人。

领头那位挺着肚子，扯着嗓子在衙门口骂骂咧咧，无非是“刘节帅不讲道理”“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凭什么重量”“小小县令也敢欺到老夫头上”之类的话。

正闹着，县衙大门从里头打开。

一个穿绿袍的年轻县令负手而出，面无表情，身后跟着两排手执大杖的皂吏。

那县令也不废话，只说了一句：“散了。再闹，以‘抗拒官府’论处。”

锦袍豪绅还想梗脖子，身后的皂吏已经举起了大杖。

一阵噼里啪啦的棍棒声中，七八十号人被打得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衙门口。

谭全播靠在门框上，目送那群锦袍豪绅如丧家之犬般四散奔逃，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他转头问馆驿的驿丞：“这是怎么回事？”

驿丞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吏，笑着答道：“嗨，没什么大事。节帅在治下推行摊丁入亩，按地收税嘛。这些大户原先藏了不少隐田，如今一清丈全露了馅，自然不乐意。隔三岔五就来衙门口闹一场。”

“闹了有用？”

“有个屁用。”

驿丞嘿嘿一笑，“县令是节帅亲简的制科出身，铁板一块。上头有节度府撑腰，下头有日报盯着，谁敢给这些大户通风报信？”

“去年倒是有个税吏收了好处帮着做假账，第二天就被锁拿下狱了。从那以后，谁还敢？”

谭全播没再问。

他慢慢走回房间，在窗前坐了很久。

震撼他的不是摊丁入亩本身。

这事他早就知道了。

虔州的商队每个月都会带几份日报回来，上头白纸黑字写着刘靖的新政：摊丁入亩、并税为一、废除苛捐杂税、官定粮价收粮……

每一条，谭全播都仔仔细细研读过。

说句心里话，他佩服。

这些政令若能真正推行，确实是利国利民的良法。

可问题是——推行。

自古以来，朝廷颁布的良法多了去了，有几条真正执行下来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世家大族的手段多得是：煽动佃户闹事、收买胥吏阴奉阳违、联合豪右抱团抵制、暗中制造民变嫁祸官府……

哪一条不比“聚众闹衙”高明十倍？

可眼下这些抚州的大户豪右，居然沦落到了跑去衙门口撒泼打滚的地步。

这手段已经不是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了。

这是蠢到了极致。

蠢到引人发笑。

但正因如此，才最令人心惊。

因为这说明一件事——

他们别的法子，全部失效了。

煽动百姓？百姓巴不得赶紧丈量分田，谁听你煽动？

收买胥吏？胥吏被节度府的考功法和邸报盯得死死的，一个个比兔子还乖，谁敢伸手？ 乐文趣书屋

联合豪右？头一个冒头的就被抄家充公，谁还敢出头？

到最后，堂堂几十家大户，竟只剩下“跑到衙门口骂街”这一个法子。

而这个法子的下场，也不过是被皂吏用大杖打出去而已。

谭全播长长吐了一口气。

刘靖治下的手段，当真叫人叹服。

不是叹服他有多狠——狠的人多了去了，朱温比他狠十倍，天下照样大乱。

叹服的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堵死了。

从上到下，从官到吏，从报纸到法令，从粮价到税制……环环相扣，密不透风。

世家大族引以为傲的那张关系网，在这套法度面前，跟蛛网一样脆弱。

一戳就破。

……

第二日清晨，车队由陆路转水路，沿赣水北上。

越往豫章走，两岸的景象就越教谭全播沉默。

村落整齐，炊烟袅袅。

水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田埂上偶尔有牧童赶着水牛慢悠悠地走过，远处传来几声鸡鸣犬吠。

这景象放在太平年月不算什么。

可这是乱世。

天下烽烟四起，饿殍遍野。

北面朱温杀得人头滚滚，西面马殷的兵吃人肉，东面徐温的刀架在淮南百姓脖子上。

偏偏这一片地方，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谭全播在虔州待了十几年，卢光稠治下已算得上乱世中难得的一块净土。

可跟刘靖的地盘一比，差距肉眼可见。

最明显的是百姓的精气神。

这里的百姓脸上有光。

不是那种吃饱喝足的红光满面，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踏实劲儿。

田间劳作的农夫弯腰插秧，偶尔直起腰来擦把汗，脸上竟会露出一抹笑意。

笑。

谭全播在心里反复嚼着这个字。

在虔州，在天底下绝大多数地方，农户的脸上是看不到笑的。

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每日睁眼便是劳作与果腹，合眼便是明日的忧愁。

他忽然想起去年秋收时的一件事。

那天他路过虔州南康县，在一个叫黄泥坳的村子里歇脚。

村口的大榕树下，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坐在田埂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谭全播以为他家遭了什么祸事，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不是歉收。

恰恰是丰收。

老农哭着说：“先生，今年打了六石粮，按说该高兴吧？可交完田税、户钱、杂课、乡里的摊派，再扣掉去年欠里正那笔重息钱……落到碗里的，连两石都不到。”

六石粮，剩不到两石。

谭全播当时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个老农佝偻的背影，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个例。

这是虔州六县、天底下大多数州府的常态。

丰年反而比荒年更让人绝望。

收成越多，税越重。

大斗重秤、雀鼠耗损、地头蛇的孝敬……

层层盘剥下来，种地的人拼了一年的命，到头来还是饿肚子。

丰年与荒年，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多饿一顿少饿一顿的区别。

谁还笑得出来？

可刘靖治下不同。

摊丁入亩，按地收税，无地者不纳粮。

官定粮价收粮，不许胥吏大斗重秤。

足陌实收，连零头都替百姓抹了。

收成多少，落到碗里便是多少。

种地的人，终于能靠种地活下去了。

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谭全播靠在船舷上，望着两岸缓缓退去的青山绿水，良久无言。

半晌，他身旁的随从小声问：“先生，咱们使君治虔，也算是仁政了吧？”

谭全播没有回头。

“算。”

他淡淡说了一句。

“只不过仁政也分高下。”

随从不敢再问。

谭全播也不想再说。

有些话，说出来太伤人。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卢光稠的仁政，是“不作恶”。而刘靖的仁政，是“造活路”。

不作恶与造活路之间，云泥之别。

……

船行半日，经过一个名叫丰城的小县。

谭全播本无意停留，但随从去岸上买水时带回了一个消息——丰城县正逢五日一次的草市。

谭全播来了兴致。

一个地方的草市，最能看出这里的真实底色。

他换了身普通的褐布衫，带上两个随从，上岸转了一圈。

草市设在城南门外的一片空地上，面积不大，但摊子挤挤挨挨，少说也有百来个。

卖米的、卖盐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草鞋的、卖陶罐的……

甚至还有一个卖饧糖的老汉，面前围了一圈流口水的小娃娃。

谭全播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粮价。

几个米摊上都挂着小木牌，标着价：粳米一斗七十二文，糙米一斗五十五文。

跟渡口上那块公示牌的数目完全对得上。

在虔州的草市，粮价是由粮商说了算的。

今天七十文一斗，明天八十文，后天如果传来什么兵灾的消息，一夜之间能涨到一百二。

而官府定的“平粜价”，从来就是个笑话，贴在墙上好看罢了。

可在这里，粮价像是被一只无形的铁钳死死锁住了。

不许涨，也不许跌。

谁敢乱来，头顶上那块公示牌就是铁证。

第二，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