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夏尔来找詹姆斯。

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城外的一处训练场。红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进行攻防演练，夏尔带着几个参谋在土坡上观察。

“詹姆斯教授，”夏尔开门见山，“您在帝都待得久，熟悉城防布局。我们想请教：如果我们要进攻帝都，从哪里突破最合适？哪里是防御薄弱点？哪里是后勤要害？”

詹姆斯愣住了。他没想到会问这个。

他仔细回忆，结合自己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的观察、地下工作时的情报，慢慢分析：帝都城墙的弱点不在高度，在几个年久失修的段落；护城河在东南角有一段淤塞；城内的粮仓和军火库分布；还有最重要的——驻军派系之间的矛盾，哪些部队可能消极抵抗，哪些会死战。

夏尔听得很认真，让参谋一一记录。

“这些都是我被捕前的情报了。”詹姆斯最后说，“现在可能变了。”

“参考价值很大。”夏尔点头，“战争不只是枪炮，是人心。知道哪里能打，哪里该绕，哪里可以争取，这很重要。”

他看着训练场上冲锋的战士，忽然说：“教授，您觉得我们的战士怎么样？”

詹姆斯望过去。那些战士年纪都不大，许多还是农民模样，但冲锋时有种不顾一切的狠劲。动作不算标准，但实用。

“很勇敢。”他说。

“光勇敢不够。”夏尔说，“要知道为什么勇敢。前天，一个刚参军两个月的小战士在训练时问我：‘营长，咱们打纽曼死了四十多个兄弟，值不值？’”

“你怎么回答？”

“我没回答。我让他去问纽曼的市民。”夏尔说，“昨天他回来，眼睛红红的，说有个老太太把省下来的半块饼硬塞给他，说‘孩子，吃饱了，给我儿子报仇’。她儿子被格罗夫拉去修城墙，累死的。”

夏尔转过头，看着詹姆斯：

“教授，您讲理论，讲阶级，讲历史必然性。那些都对。但对这些战士来说，最直接的道理是：我在保卫给我分土地的人，给我妹妹看病的人，让我爹妈能吃上饱饭的人。这个道理，比什么主义都管用。”

最后，詹姆斯再次见到维克多。

这次是在理论研究室——一间腾出来的教室，墙上挂满了地图、图表，桌上堆着书籍、文件、手稿。有几个人正在工作，其中一个詹姆斯认识：拉里，那个曾经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负责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瘦了很多，但眼神专注。

“詹姆斯同志，”维克多递给他一份文件，“这是你的任命书。理论研究室特别顾问，主要负责三项工作。”